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将给全球带来巨大借鉴意义，特别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
中国提出的“双碳目标”意味着要在短短30年时间里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彻底转型。中国将如何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将给中国减排征程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可以发挥怎样的优势，又需要克服哪些挑战？针对这些问题，近日，世界资源研究所在北京邀请资深行业人士展开了讨论。
世界资源研究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尼·达斯古普塔在视频致辞中说，中国的绿色转型在全球绿色转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这是因为中国不仅有巨大的经济体量，也是可再生能源的领军者。中国的绿色转型将给本国人民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不仅能够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带来更好的就业机会，也将创造更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他看来，中国的绿色发展经验将给全球带来巨大借鉴意义，特别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最关注的就是中国如何实现公平的绿色转型，如何将生态文明和经济社会发展协调起来，这是中国‘十四五’的重要目标。中国也展示出了推动以人为中心的绿色转型的雄心。”
去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26）上，197个缔约方达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今后全球气候行动注入新动力。然而，进入2022年，随着国际通货膨胀一路走高，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很多国家为了保障能源安全，不得不放缓淘汰化石燃料的进程。
“国际形势的动荡和不确定性对全球整体转型都有影响。在系统性变革不断探索过程当中，这种深刻的转型无法一蹴而就。一些欧洲国家也把天然气、核电列为‘绿色能源’，这些政策都是有反复的。我们期待中国可以以卓越勇气和创新精神在艰难中坚定执行自己的目标。”世界资源研究所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方莉说道。
2020年9月，中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曾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意味着，中国将完成全球最高的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达峰时人均GDP和人均碳排放将低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达峰时的水平。
红杉中国投资合伙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首任主任李俊峰表示，中国对于实现双碳目标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但一定要认识它的难度和困难，绿色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化石能源的退出要与新能源的增加相适应，要先立后破，而不能够未立先破。“目前，我们已经有了‘1+N’政策体系的‘路线图’，但还没有具体的‘施工图’，这个不能过于急切。”
李俊峰认为，中国对于2030年前后碳达峰基本上有把握，但具体时间不仅取决于经济转型的速度，还将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但大趋势不会改变。“我们的碳达峰和碳中和也需要安全的、安定的、和平的全球发展环境，如果说全球连和平都做不到还谈什么碳中和？”
方莉认为，“1+N”政策体系框架将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从行业维度来看，2021年7月，中国启动了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纳入电力行业排放单位2225家。“我们期待有更多行业和交易主体进入交易体系和碳市场，不同行业减排成本不同，具备差异性，可以让全球最大的碳市场活跃起来。”
从地域维度来看，“1+N”政策体系要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率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在她看来，如何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中分解排放指标，兼顾公平、效率和效果，将是一大考验。在这方面，欧盟的经验也许可以提供借鉴，即按照不同国家人均GDP进行排序，确定相应减排责任。
此外，她强调，中国应尽早确定明确的碳排放总量。“我们期待逐步推动建立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在从强度控制逐步向总量控制过渡中，设计好分配和激励制度，让先绿起来的地区也同步富起来。”
在她看来，中国金融界在呼吁确定总量方面的呼声较高，“因为碳排放总量确定就好比为碳资产明确产权”。“长期明确的减排计划将给市场明确长期信号，会将减排的集体隐性需求转化成市场主体的真实需求。增加交易的行业主体才能有减排的成本差异，这是交易的动力。”
尽管国际形势发生复杂变化，但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芮泽依然对中国实现绿色转型表示乐观。他说，中国已经做出很多努力来推动绿色转型，如今已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绿色金融行业，绿色贷款在中国可能达到了2.3万亿美元，而且发展迅速，不断推出新的工具。
尽管如此，芮泽认为，中国的绿色金融依然有很大发展潜力，相对而言，目前仍在整个金融行业中占很小的一部分。“我们认为，中国的绿色金融未来可以达到一年2000亿美元的规模。”
哪些政策措施可以推动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与转型？芮泽认为，第一，中国需要更有效的碳核算机制，以通过市场的力量推动脱碳进程。第二，需要更透明的信息披露，这样银行和金融机构才能更好地了解企业的财务风险和贷款项目的环境风险。第三，中国绿色金融市场需要推出范围更广的产品，为低碳经济转型提供融资，降低私营部门的投资风险。
芮泽还谈到了实现公平的气候转型的重要性。他指出，虽然低碳转型将给中国高质量增长带来好处，但这个过程也会给某些高碳行业带来冲击。对这些行业受到影响的劳动力，政府应该通过再培训等方式帮助他们，并确保劳动力市场足够灵活，比如，提供社会保障、再就业激励政策等。
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研究显示，中国气候韧性基建面临严重的资金供需不匹配问题，为提高中国基础设施的气候适应能力，未来五年内需要弥补近5000亿元的年均资金缺口，亟须通过大量资金投入和有效的融资手段来缓解气候韧性基建遇到的资金难题。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经济向净零排放转型将需要大量投资，扩大来自私营部门的可用资金规模至关重要。然而，近期，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大幅加剧，避险情绪急剧升温，这是否影响了投资者对新兴低碳技术的投资？随着美联储的加息，国际资本是否会从新兴市场回流美国？
对此，芮泽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回应道，中国拥有充足的国内储蓄，有条件引领绿色转型并从中受益。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非常独特的，因为中国并不是完全依赖于国际资本市场，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的影响也小于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中国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促进绿色金融转型，而不需要外部的力量，而且中国国内储蓄额很大，国内利率在长期来讲也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芮泽对本报记者称，未来外资流入可能会稍微放缓，但显然中国大量家庭储蓄意味着，绿色金融转型融资需要更多资本分配而不是吸引资本。
在全球低碳转型的大势之下，越来越多的中国金融机构开始采取行动。去年10月，36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24家外资银行及国际组织，共同发表了《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同宣示》。同月，多家中国金融机构在2021金融街论坛年会上发布了《气候友好银行北京倡议》。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高级环境顾问、亚洲开发银行合规委员会前主席唐丁丁说，这两项重要的承诺非常不容易，向外界发出了一个很好的信号，那就是中国金融机构愿意在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等方面作出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去年9月，中国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承诺，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方莉说，这一承诺让中国广受赞誉，而且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海外光伏和风电投资累计装机容量均已超过10GW，覆盖各大洲重点区域。
方莉指出，在碳中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数字化背景下，全球治理面临更多的机遇。举例来说，中国是全球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可以在推动绿色供应链发展上发挥重要作用。
“如果仅仅把目光放到单个国家之上，是不足以实现全球低碳转型和生态保护目标的，只会造成排放地址的变迁。因此，我们必须在供应链全链条上的所有环节上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方莉说。
她强调，中国有许多可以发挥影响力的重要平台，如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中拉论坛、“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另外，中国还是G20的成员之一。她表示，期盼中国将绿色供应链的内容纳入这些机制的讨论之中。
方莉表示，当前新冠疫情、贸易争端和地缘政治冲突，改变了政治议程的优先顺序和公共资源的安排方向，让气候变化、生态保护的紧迫行动关注度受到影响，供应链变得更加脆弱。“我们期待供应链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而不是相互威胁的工具，更不是战壕，可持续的供应链才是安全和具有韧性的。”（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